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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问必由积累 穷理需读好书

中山大学青年学者谈读书与治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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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文字整理/本报记者 杨喆子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资料提供/图书馆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题图摄影/瞿俊雄



  核心提示


  前日,中山大学图书馆主办“师说·问道———中山大学青年学者谈读书与治学”学术沙龙。沙龙活动邀请了中文系陈斯鹏教授、哲学系张伟教授、历史系谢湜教授作为主讲嘉宾,从青年学者的视角,围绕读书、访书、治学门径等主题,畅谈其独到而深刻的观点和经验,以启发和引导学子养成正确的读书和治学方法。现梳理访谈精华与读者分享。


  人物介绍


  陈斯鹏,中文系教授,博士生导师。主要从事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的研究与教学工作,入选首届“长江学者青年学者”、“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”、教育部“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”。

  张伟,哲学系教授,博士生导师,现任哲学系系主任。主要研究方向为现象学、伦理学和欧陆哲学。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、广东省青年珠江学者。

  谢湜,历史系教授,博士生导师,现任历史系系主任。主要研究方向是历史地理学、明清史、社会经济史。入选“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”、“广东省青年文化英才”及中山大学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。


  穷理之要


  陈斯鹏:朱熹曾言:“为学之道,莫先于穷理;穷理之要,必在于读书”。明理是最根本的,但读书是不是就能明理呢?不一定,须看读什么书。《朱子读书法》倡导和强调阅读经典,因为书有好书,也有坏书,读不好的书只会越读越糊涂。对于一个刚刚入门的读书人而言,由于不能辨别书籍的好坏,可能就会被它牵着走,所以读书一定要读经典。
  张伟:“书”对我来说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,我个人开始比较系统地读书是在高中时期,那时有零花钱就会去买书,但偏重文学类书籍,后来才开始系统地读哲学专业书籍。我认为阅读可以丰富我们的人生,每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,生活的广度、宽度和厚度也是有限的,通过阅读可以让我们体验更丰富、更宽广、更深厚的人生。
  谢湜:现代社会,书籍唾手可得,这让我们觉得读书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其实过去得到一本书并非易事。读书是基本的生活状态,我希望大家去追求美好的读书生活。读书要读经典,大学教育要从名著、经典读起,这样才能够塑造一个人的根基,才能够获得做学问的门径。另外一个层面是,关于读书的心境和环境。心境是说读书要平静下来,我觉得可以用各种姿态,在各种环境、各种条件下读书。此外,有些特定环境能够提升你对书的理解,比如图书馆。网络阅读再发达也永远代替不了实体书阅读,所以我给大家的寄语是——一定要在开架书库中去读书。我强调现场读书,在名人的故居里看名人的书,去一处地方就读那个地方的地方志,这时能够获得某种跟书籍更深入的感情。

  张伟:无纸化阅读虽然确实拓展了读者的阅读方式和阅读空间,但它一定不能够代替可以用手触摸、在上边涂涂画画的实体书。我坚信人类什么都可以没有,但书一定会留存下去。


  阅读有方


  陈斯鹏:指导学生读书是一个老师最基本的职责,我们开列专业书目必然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和最经典的。而在研究生阶段,要研究一个问题,不能光看老师提供给他的书单。研究一个问题,古今中外所有相关资料都要涉及到,这也是对前人工作的尊重。
  怎么判断一本著作是否“靠谱”,把握好这个度是需要功力的。当你积累到一定程度后,就能够做到比较快地去辨别,然后用另外一种处理方式去处理这些材料。
  另外,我想谈谈培养阅读习惯的问题,你需要做到无论在什么状态下用什么样的姿势,你都有阅读的冲动或兴趣。古人讲就“读书有三上”,其实一个人可以利用任何碎片化时间见缝插针地读书,不同的状态下可以读不同的书。
  张伟:我对我的学生们会提一个要求,特别是对硕士研究生,要从四个方面认真去读一本经典:首先要把书读厚;经典在语言、时代和环境等方面和我们都有隔阂,如果想要真正理解这部经典,首先需要了解和它同时代的争论、成书背景、书籍论述的问题从哪里来到哪里去;第二,要把书读薄,即努力做到能很快把这本书的基本脉络、结构、逻辑推演过程非常清晰地表述出来,只有这样才能把握这本书最基本的东西;第三,要把书籍读正。以康德为例,《纯粹理性批判》问世两百余年,全世界有无数相关研究,你需要知道哪些研究是最重要的,即所谓的正统。只有了解正统的研究,你的阅读才可能沿着正的方向走,这是做研究必备的前提。第四,学会把书读“歪”,如柏拉图,从古希腊到现代有各种不同的解读方式,对这些所谓的经典作家的各种解释,你只有把这本书也读歪了,对这些所谓不同类型的解释都能够有所了解,才能更丰富地去了解一本书。所以,我对研究生有一个小建议:一定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认认真真地去至少读一本经典,把它读厚了,读薄了,读正了,也读歪了。
  谢湜:阅读量的积累特别重要,我觉得现在的学生阅读量太少。世界一流大学的本科生,每周的阅读量都是800页以上,研究生是1000页以上,我们一周的阅读量到底有多少?

  刚才张伟兄说除了厚读还要薄读,读完还能领会,还可以去讲。那么,接着应该谈谈读书会,读书会是检阅读书效果的有效活动,因为要在很短的时间把一本书讲一遍,如果乱读一气,那肯定讲不出来。


  淘书之乐


  陈斯鹏:以前上海国联路灯市场二楼就是一个很大的书店,记得当时一个朋友刚好在做元代的文学,我在那里淘到一本《元诗别裁》给他寄过去,他可高兴了。
  随着旧书店日渐式微,我们淘书的乐趣也少了很多,这确实是读书人的遗憾。但网络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,我们有很多书可以通过网络找到。前几年我在研究容庚先生30年代的著作《中国文字学》,从学术史角度来做这项研究,需要找齐二三四十年代全部的文字学概论性的书,但是图书馆的资料和自己的研究室的资料都不足,最后在孔夫子网基本都能找到。
  张伟:我比较系统的阅读是从高中开始,那时就开始有系统地去购书、淘书和阅读。这种求书的快乐在今天越来越少,最简单的一个原因是网络化。我讲两件有趣的事:大学毕业后,我在江苏的一个小城市工作。那里书店比较少,我一有时间就往南大附近的小书店跑,那时爬楼的兴奋和喜悦至今记忆犹新。
  第二个故事是在台北,台北有各种类型的旧书店,我在那边买过很多心仪的港台版的书和台湾早年盗版影印的外文书,还在那边买到过在大陆很久都没有寻到的简体书,这是比较奇妙的一种感觉。
  如今购书越来越习惯了网购,伴随而来的就是失去了砍价的趣味。在科隆的时候,我经常去一家旧书店,后来发现了一个经验,如果你真的看中一本书,不要第一本就把它拿下来,要多将几本书拿去谈价格,最后再问你最想要的那本,就和老板说,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想要,你给我便宜点吧,一般就可以便宜点。我想这可能就是文人比较酸的经验,但过程是很喜悦的。
  谢湜:我一直觉得新生入学教育应该有两项最基本的内容:第一是走遍图书馆,知道我们图书馆到底有多少好货。第二就是把校园周围各种各样的旧书店和文化场所走一遍,知道我们周围的好地方。
  我是第一届在珠海校区读书的学生,那时图书馆刚落成,文史哲几位前辈合作搬了一部分基地的书过去,成立了一个基地书库,但很多书都是找不到的。老师推荐的很多书目,图书馆当时还没有,因此我几乎走遍了珠海每个角落的旧书店,买到很多好书,结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,每天一起去找书,去到一个书店就赶紧冲进去,不然就会被前面的兄弟先拿走了。

  我在复旦保研面试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请别人告诉我周围有多少个旧书店,已经习惯成自然。在旧书店,我们会碰到很多藏经阁的老生或者名宿,复旦的很多老教授,平常见不到,但是去书店就能见到。又比如我们历史系的蔡鸿生教授,只要天气好,每天下午4点钟,他必定光临学而优书店。


  治学门径


  陈斯鹏:我觉得方法有两个层次,一是抽象意义上的方法;二是具体方法。比如说研究生做某一论文或课题所使用的研究方法,这就是具体方法。
  抽象意义上的方法,我认为最根本最重要的是比较法,另一个是模仿法。
  20世纪20年代,王国维在《古史新证》里提出一个著名学说叫二重证据法,就是使用纸上的材料和地下的材料,纸上的材料就是传世的文献,地下的材料指的就是甲骨文和金文。此后又被饶宗颐、杨向奎、汪宁生等学者发展为三重证据法。饶宗颐先生所谓的三重就是在王国维的基础上加入田野考古的材料;杨向奎、汪宁生加入了民俗学、民族学的材料;后来饶先生觉得还不够,再加入外国史的材料,就变成五重证据法;汪宁生就干脆说,那就发展为多重证据法。——可见,在此过程中,方法论上的意义慢慢被消解了。做任何研究,只要跟研究问题相关的材料,都要尽可能地掌握并进行比较,这是最基本的要求。
  另外就是模仿,比较法也可以通过模仿习得。所谓的模仿,就是学习经典著作。研究的过程,包括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。最关键一点是要找好模仿对象,取法乎上。
  张伟:我推荐的治学方法分两个方面:对于将来可能不一定会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同学,重要的是要爱上读书,这是作为生活方式的读书。要有大量的阅读。我们怎么才能判别一本书的好坏,这是一种学术的判断力和学术的鉴赏力。除了多读,没有别的办法。
  另一方面,如果大家将来从事科学研究工作,我自己有一个称之为“画圆”的办法。做任何研究,首先要找到关切的问题,要有一个切入点。然后围绕这个点画一个圆,而且这个圆要足够大。例如想研究柏拉图的某一思想、某一问题,这一点就是一个圆心,要围绕这个圆心去画圆,比如柏拉图所处的时代,这个时代的悲喜剧作家,乃至柏拉图研究的整个思想都在这个圆中。当这个圆画得足够大以后,要做的工作就是围绕这个圆再重新回到圆心。在此过程中,有各种各样的鉴别和鉴赏,有对学术史的了解,对传统的继承,乃至于对不同研究领域、研究方式的甄别等。这个圆有多大和圆心挖得有多深,决定了一个人所从事研究工作的品味和品质究竟有多好。
  谢湜:我想强调的是如何去把握学术史和做基础阅读。因为我觉得研究真正要做到有突破性或创新性,几乎没有通则。所谓的技巧,就是重视基础和积累。
  清代学者黄以周曾写道:“学问必由积累,初无顿悟之方,而积累全在静专,亦无袭取之道”。学问都是积累起来的,不是顿悟而成的,要安静专心下来研究,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你。那么,怎么去通过学术史的阅读,辨别好的、坏的、经典的、次的,都是靠积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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